周六的晚上去韩国城吃饭，回来的时候坐的是Express的Q线，从34街开到14街，然后再往南开到Canal Street。我住的8街正好在14街和Canal Street之间，所以每次坐Q线的时候我都会在14街下车，然后慢慢走回家。今天从14街一出站，就被一阵萨克斯的音乐所包围，旋律让我觉得特别熟悉，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歌曲。我在地铁站的出口站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他们演奏的是《花样年华》的配乐，Nat King Cole的Quizas, Quizas, Quizas。我拿出手机录了一小段，出了地铁口才意识到我身上是有些现金的，早知道去给他们一些身上的现金了。但奈何我已经出了站，还要再刷一次地铁卡才能进站，只好作罢。
在异国他乡听到这首歌，让我想到香港，张曼玉和梁朝伟，还有高三时的我。那时的我刚接触王家卫的电影，囫囵吞枣地看了《花样年华》，《春光乍泄》，《重庆森林》，为他的电影着迷但又看得云里雾里，只觉得电影里的香港和阿根廷是那么迷人，配乐很好听。那时的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Quizas, Quizas, Quizas。所以在14街的地铁站听到的时候，觉得格外熟悉。像是在异国家乡听到自己故乡的音乐，然后再转念一想，发现这原本是一首古巴的歌曲，因为美国歌手的翻唱而广为流传，又在2000年的时候出现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一种时空错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的错觉。
这是我生活了七年的纽约，也是我生活了十二年的美国。在纽约的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是异乡人，但离开纽约以后回来，又觉得这里像家一样熟悉。我从不觉得纽约或者美国是我的家，但这世界上还有哪里可以称得上是我的家呢。纽约时而让我觉得熟悉，时而让我觉得陌生，每次离开纽约时会觉得有些怀念，回到纽约时又觉得厌烦。我和纽约的关系，就像是在一段纠缠不清的关系中的两个人，时而亲密，时而疏离。
对纽约的热爱达到巅峰是两年前决定离开纽约搬到伦敦的时候。那时突然间对纽约开始产生眷恋，纽约的一切也变得可爱起来。两年前离开纽约的那天，纽约依然车水马龙，人流不息，我们就在那样一个平凡不过的夏日离开纽约。搬到伦敦以后，英国的阴冷，陌生，冷清让我十分低落，格外想念纽约。而再次回到纽约之后，我竟然又萌生了要离开的念头。
23岁那年我从波士顿搬到华盛顿广场西南角的纽大宿舍，然后25岁搬到广场西北角的单室间，后来结婚，搬到中城的一居室，离开纽约，又在30岁的时候搬回华盛顿广场，只是这次搬进了东北角的单室间。回头看看这七年，在纽约的每一刻都让我觉得刻骨铭心。一开始被法学院的学业弄得晕头转向，然后又像无头苍蝇一样参加大律所的面试，好不容易拿到实习以后才长舒一口气，但很快又要担心签证。疫情的到来让将要开始工作的我相当焦虑，生怕自己还没入职就会被裁。后来真正开始工作了，又开始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加班到半夜是常态，双休日也要随时查邮件，每时每刻都要全神贯注不能出一点差错。再后来我们要搬去伦敦，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打包行李和家具，退租，在伦敦找到新的公寓，为猫咪办手续。到伦敦以后去适应新的生活，大到职场文化，小到家里的厨余垃圾去哪里扔，都让我焦头烂额。然后，在伦敦住了10个月之后，我竟然决定换工作，一个人搬回纽约。而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重返纽约9个月之后，我又产生了离开纽约念头。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有些惊讶。从18岁离开南京一个人搬到波士顿，大学期间每年都要搬一次宿舍，毕业以后也是每一两次搬一次家，去年一年又经历了两次跨国搬家。我以为这次搬回纽约，我一定会选择留下，在这个我熟悉的城市安定下来，过上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生活。谁又想到上半月去西班牙和葡萄牙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开始考虑在那里安定下来。我们的存款不多，但暂时足够前几年的生活费，也能办最便宜的非盈利签证。如果我们搬到哪里，生活上的花销会减少很多，不用再支付纽约和伦敦的房租，那里的物价也便宜不少。但同时我们也要面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收入，继美国，英国之后再次学习重新适应和融入一个新的国家。
这样的选择又有什么不好呢。虽然暂时没有收入，但等五年拿到永居之后我们可以去工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高薪行业，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工作并不让我快乐。我们可以用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可以去打工，开Uber，去餐厅打工，只要赚到能够让我们谋生的钱就好。然后我们有一些存款之后，可以开一个咖啡馆，或者书店，我们就在巴塞罗那，马德里，或者里斯本，这样平平淡淡，长长久久地生活下去。
于是，在我回到纽约之后，我又开始盼望着离开纽约的那一天。
最近《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剧很火。剧里的两个女主角一直通过社交媒体偷窥彼此的生活，而最后她们重逢的时候才发现，在对方眼中彼此光鲜闪亮的生活，凑近了看，不过是千疮百孔，一地鸡毛。想起张爱玲在《天才梦》的结尾写的这样一句话，“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或者，用再俗烂一些的话说，生命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在考虑离开纽约的这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比如，我进入法学院，入职律所，甚至说一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是正确的选择呢。其实仔细回想，出国留学的决定，一半是父母的意愿，一半是随大流；而这之后的每一个决定，我好像都是这样推着自己向前走。大学以后要找工作，是看别人都在找工作，毕业的时候手上没有offer好像有些难看。去法学院，是因为工作签证要过期。法学院毕业以后去律所，是因为大家都争着要去排名最高的律所。后来我如愿以偿进了排名前十的大律所，却也因此很不快乐。去伦敦可能是这么多年来我做的第一个叛逆的决定，但却失败得很难看，我像逃一样回到纽约。或者说，一开始决定去伦敦，不是因为我多喜欢那里，更多是因为我想逃离当时纽约的生活，想亲眼看一看，不留在美国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这样，在伦敦呆的这一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如果两年前我们都顺利拿到工作签证，可以继续住在纽约中城的一居室里，也许现在的我们已经在新泽西或者长岛买房了，也许有了孩子或者在积极准备之中，开始关注理财，绿卡排期，学区房，成为无数个安分守己的中年人的一员。那样安稳的生活让人向往，但我也知道，如果只是因为大家都选择那样的生活而人云亦云，我们最终会成为麻木，空虚，不快乐的中年夫妻，像是《革命之路》里的Frank和April那样，在步入中年，买房买车和拥有两个孩子之后幡然醒悟，这样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而在那个时候选择离开中产生活，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代价也太过沉重。
在伦敦的一年虽然折腾，也让人刻骨铭心地痛苦，但至少这是我为自己做出的选择，因为我想看看不一样的生活，看到美国中产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在之前的几篇日志里我常常提到一本小说里的一句话，那句话说，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很希望有个大人能问问自己，喜欢什么，在意什么，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前的老师，大人，都没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而我也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些问题并不重要。我要做的，是满足父母和老师对我的期待，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直到成年之后的某一天，突然发现，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如果只是单纯地权衡利弊，已经不再有百分之百正确的选择。我仍然像以前一样试着找出一个正确答案，只觉得更加彷徨。
但如果生活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那绞尽脑汁过上别人眼中成功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我才慢慢明白，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全由自己定义。如果我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也许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在人生的岔路口也不会那样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但30岁的时候明白这一点，也许不算太迟。我希望未来的自己，勇敢一点，诚实一点。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坦诚，不要欺骗自己去追求别人眼中金光闪闪的东西，而能勇敢地，坚定地，做回自己。
（巴塞罗那，里斯本，马德里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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