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正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之后，时间就变成了一件让人畏惧的东西。时间让人想到衰老，青春不再，疾病和疼痛，渐渐疏远的朋友，日益增长的孤单。我们这代人今明两年都要步入三十了，用手指算一算，即使我们都能平均活到七十岁以上，人生也算是几乎过半了；再加上到四五十岁人的健康就往下坡走，我们好像已经度过了人生最好的最无忧无虑的年华，也应该安定下来，事业有成。但我好像又什么都没有做成，虽然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几件应该打勾的人生项目：毕业，工作，结婚，接下来应该买房在某个富裕的有学区房的郊区安定下来，生孩子，再等孩子长大成人，退休，然后终于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会记得我们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吗？即使还能记得自己的初心，可能也不再有年轻时的冲劲。学生的时候很容易比成绩，学校的排名，实习的好坏，好像随便扫一眼一个人的履历就可以轻易地将他对号入座；也许现在还有人会这样，看一个人房子的大小，工资薪水，绿卡排期，人生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总有可以比较的东西，直到老了退休了，人生所有的打勾项目都已经完成了，还可以比儿女，无穷无尽地比下去。
所以回头看我们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被灌输的时时刻刻要比较的观念，是多么可笑；以前我们天真地以为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就可以走上自己的道路，永远地脱离比较的魔咒，却发现是那么困难；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用别人的成功者衡量自己，或者用自己的成功衡量别人。我们不再是年少的自己，但时间唯独没有改变曾经困扰我们的这个魔咒。
几年前我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入职了一家不大的咨询公司，那时可能是因为太多的新生入职，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非常清闲的时光，而那时的我却为自己过于清闲而感到十分不安，好像我相比其他同一时间入职的同事要落后了一大截。直到现在仍是这样，只要我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就会不自觉地陷入深深的自责：为什么我这么不忙而我的同事忙得不可开交？这种时时刻刻和他人比较的心态，仍在困扰着我。记得那时和大学的导师谈起这事，他有些不解地问我，能拿一份薪水但什么都不用做，难道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吗？那时的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回答，但现在突然觉得，他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工作上清闲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再被工作压榨之前好好享受一下也无妨。反正人生还很长，经历失业也不是世界末日，只要健康还在，四肢健全，总能找到养活自己的方式。
这两天我做了许多的梦，大概是因为最近在计划三月份和六月份去亚洲的行程，我梦到了很多关于旅行的事情。梦里我回到了南京，但它是那样陌生，而我只能呆上一天第二天就要急匆匆地离开；我来到东京一个陌生的公寓，看到公寓里大包小包之前居住的人留下的纸箱，我焦头烂额地在公寓楼里找可以仍垃圾的地方；来到大阪和之前在纽约认识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们的新家变得很大，但我却怀念他们在纽约那个小小却温馨的公寓；要回到英国之前，我突然发现猫咪的疫苗还没打，兽医的表格还没有填，我急得焦头烂额，才发现这都是一场梦。醒来的时候刚过8点，天刚刚变亮，正好在8:20的闹铃之前。我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这次回亚洲的旅行，我们不需要带猫咪，把她留在家里请人来喂食和打扫猫砂盆就好，一切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但在整整五个月前，我正因为搬家和运输猫咪忙到抑郁，也曾每天早起压力大到爆哭。那时的我们终于在纽约找到了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人，出国十年来第一次一起在一个城市安定下来，公寓慢慢有了家的样子，而跨洋搬家意味着要把一切推倒重来。虽然搬到伦敦已经五个多月了，但我们的心好像并没有在这里安定下来，但它也并没有留在纽约，它好像停留在某个时间的真空里，像个旁观者观望着我们经历的一切，在我们忙忙碌碌努力适应新生活的时候，它还在继续流浪。
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写的那样，像是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的孩子：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 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 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 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 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
十多年前在出国以前我去过地坛，那时的我很喜欢史铁生，也很喜欢他写的这篇《我与地坛》；那时我还年轻，也以为我能理解他笔下的一切。但现在重温他的文字的时候，才觉得十七八岁的我是无论无何也不会懂得他的文字——他写时间，写死亡，写人为什么活着，写欲望，写人生，救赎，苦难，命运与偶然。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他写的“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玩得太久了”。我们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也会是一个人离开；我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走的时候也什么都不会带走。我们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像个孩子一样玩一圈；刚来的时候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玩，然后新鲜感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厌倦和麻木，后来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到了离开的时候，也许那时我们才会想起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感觉。那时一切新鲜有趣，充满希望。所以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看似写的是地坛给他带来的自我救赎，但他其实写的是死亡，以及想通一切后决定和死亡和平共处，所以他写“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而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也许会像是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也许会像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也许会像是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也因此他会写道，“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我们走的每一步，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让我们更加接近死亡。也许只有理解和面对死亡，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如何去生活，毕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拥有。我想到电影《七五计划》里的老人，他们失去工作，因为失去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而随之失去住所，然后自己的同龄人也一个一个离去，到最后连找一个说话的人都成为奢求。电影的主人公在自己将要被前安乐死的一个晚上，给自己点了昂贵的寿司外卖，跟和自己成为朋友的接线员通了最后一个电话，把自己生前的用品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平静地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终点。
最近工作变得很闲，我常常早晨九点半到办公室，到下班的时候都没有事做，就这样在办公室里装作忙碌地度过一天。我也有过很忙的时候，喝一口水或者去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时的我很希望自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无所事事，但当这份清闲真正降临的时候我反倒有些不知所措。就像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这本书里写道，在一份狗屁工作里装作忙碌的样子度过每一天，可能比坐牢还要煎熬，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精神的暴力（spiritual violence)。所以有的时候我反而会羡慕那些每天都很忙的paralegal，虽然他们忙得事情很枯燥无聊，但至少他们来办公室总有些事情可以做，一天总有些目标去完成。对于公司来说，我们在工作上花的时间越长，就能给他们带来越多的价值，但难道我们会因为工作的时间越长，工作上更有经验，而因此更有价值吗？我在很忙的时候，只觉得自我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贫瘠，而工作侵占的空间越来越大。但当我真正在工作上无事可做的时候，反而又变得惶恐不安—像是因为工作不再需要我，所以我变得不再有任何价值。但毫无疑问的是，我做的工作本身就没有价值可言；David Graeber写道：“当一个追求利润的企业的主要工作是去分配一笔很大的资金的时候，它能获得最大利润的方式就是变得效率低下。当然，这就是FIRE产业的主要工作：它（通过贷款）产生钱，然后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让那笔钱流通，然后通每一笔交易赚上一点手续费。”说到底，做企业法的律师赚的就是这笔手续费的一部分：我们的客户通过资金的流通（不管是借贷，并购，融资还是私募）获得一笔费用，而作为律师的我们通过把这一笔笔交易写成像模像样的法律文件再获得那笔费用的一部分—可以称得上是手续费中抽成有的一部分手续费。资金的流通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当然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中间人已经成为了自我永续的存在；他们不再是因为有资金流动的需求而存在，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继续存在而继续制造资金流动的需求。而我的工作就是这虚假的需求所创造出来的另一个虚假的需求。这样想的时候，看到办公室里在屏幕前疯狂打字的同事，或是坐姿端正在Zoom上频频点头微笑的他们，会觉得好一点。毕竟，虽然我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但相比他们我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事无成；至少这些文字算得上是我对这份狗屁工作的小小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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